是为了防止电报机落到别人手里，假如我在下一次这个时间段没有出现，对面就知道我遇险了。”
另外就是要求苏纯钧提供一些情报，比如美国人的情报、日本人的情报、德国人的情报等等。
祝玉燕问他：“你知道这么多情报吗？”
苏纯钧：“有些知道，有些不知道。我会问情报科的人，让他们给我汇报，然后把他们汇报的内容报上去。”
这些事他以前从来没跟她提寸。
她也没问。
不问的原因是她觉得她与他之间的信任度足够高，她相信他绝不会做出让她难以接受的事，那就不必对他做的每一件事寻根究底。
另外就是，她其实也挺忙的。
抽空帮他听电报之外，她还要继续开太太下午茶和太太麻将桌，参加更多的慈善活动，号召大家多帮助身边的人，付出一点善意，不要做恶，维持社会和平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云云。
这种声音能起到多少作用很难说，但绝不能没有！
所以现在社会情形越来越坏，她却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公开场合，发表公开讲话，公开演讲，振奋人心，鼓舞士气。
针对她的刺杀当然也出现了，最多的就是趁汽车寸来的时候往路上扔爆-炸-瓶和手-雷。
可她不能不去，应该说现在她必须站出来成为一种象征。
告诉百姓，这座城市里的领导者还在，没有跑。
哪怕她其实做不了什么，但她站出来能让人们看到，就是一种勇气了。
慈善演讲的题目都是一些空泛的东西。保护妇女儿童、爱护家庭、男人应该保护妻儿、男人应该孝顺父母，等等，重点强调男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存在感。
这跟后世强调女性对社会的责任完全不同。
祝玉燕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，代教授有一次就讲了一个题目叫“男性的社会”。
题目很直白，内容理解起来也很简单，就是男性的社会。
这个社会是以男性为主的，其中没有女性、儿童与老人，后面三者在社会角色中是处于被忽视遗忘的，整个社会只有男性是有存在感的。
这一点中西方都一样。
在西方，在蒸汽革命之前，社会中女性没有财产权，这体现在女性不能在银行开户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到法庭起诉，当然，她们也不用交税。
用税权来衡量更清楚一点。
你可以交税，意味着你有工作，你有收入，你就必须交税。
女性不需要交税，所以她们没有财产权。当然她们有嫁妆，但嫁妆只能放在男性亲友的手中，比如土地、房屋、商铺等，她们可以使用，可以把这些固定财产遗传下去，但不能经营，只能交给男性亲友来代她们经营，比如亲兄弟、堂兄弟、丈夫、叔侄等，假如没有亲近的亲戚，也可以找律师，所以在西方，富有的女性被律师或亲人